学者评论｜王新宇：包容“熊孩子”是美德也是法律底线
【作者】王新宇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
自从动车“掌掴”事件之后，有关“熊孩子”出没公共场合的讨论不绝于耳，乃至上升为“厌童”现象的是非之争。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和讨论，是人的社会本能，因为每个人都可能身陷其中。但在严格意义上，能否包容“熊孩子”在公共场合出没甚至嬉闹和是否“厌童”是两个层面的问题。前者是社会问题，后者则是心理问题。只不过，当带着自己的经验和智识对社会问题给出评论和建议时，会反映出个人的价值判断，某种意义上而言，也是一种自我心理投射。评断如何对待熊孩子，其实也是在评断如何对待幼年的自己，虽然不是每个成年人都有个“熊孩子”，但每个人都曾经是个“熊孩子”。
心理学有一句名言：“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”。这句话的深邃之处，在于揭示了童年几乎决定了每个人的一生。按照成长规律，人不可能在母胎里长到18岁才去面对外部世界，童年是人类在外部世界成长的必经阶段。人类低幼年时期对外部世界的感知，会像刻录机一样刻入头脑和潜意识，影响着人的精神和心理。外部世界，是由每一个人参与建构的。如何建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准则，是按照年龄或者其他标准分区隔离，还是接纳每一个社会成员、积极营造每个人都能容身其中的社会环境？这不仅是以行为准则为底线来构建基本秩序，还意味着这是在共建每个人的生存环境，故而应该具有“幼吾幼”“老吾老”的道德追求。
“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”，从国际公约到国内立法都把儿童作为保护的对象。把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优先原则，不单单因为儿童是不具备行为能力的群体，需要更多制度倾斜的保护，也是为了保护人类发展最根本的基础。法律既是秩序的基石也是秩序的来源，个体差异、家庭差异、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差异，决定了建构外部世界秩序的基础应该如何取值。取值标准是在人与人交往的行为模式中建立的，如果法律所设定的最低标准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道德红线，这条外部世界的道德底线实际上就是成年人之间的相处与交往模式。无论是交通工具、酒店或餐厅、咖啡馆，“熊孩子”都不是独立面对外部世界的主体。一个成年人与“熊孩子”的直接冲突或者任何公共空间以“熊孩子”为判断标准决定其家庭能否入内，都超出了法律所限定的最低道德标准。前者越俎代庖，后者构成直接歧视。一方面教养“熊孩子”是其父母的权利与义务，对“熊孩子”的教诲是其父母的责任；另一方面公共空间拒绝“熊孩子”入内其实是拒绝了一个有“熊孩子”的家庭，实质是对成年人平等交往原则的冒犯。
人类追求平等的制度建构，是从不平等向隔离但平等最终走向平等的。曾经的“隔离但平等”先是解决种族歧视问题，后是解决性别歧视问题，但在规则层面最终都被平等所取代。虽然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依然需要时日，但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已经推倒“隔离但平等”迈向了追求实质平等阶段。公共空间是人人可以进入的区域，既包括“熊孩子”，也包括携带“熊孩子”的家庭。禁止入内或者单独划设区域，在规则层面上就意味着隔离。需要明确，允许“熊孩子”进入公共空间，是法律底线。
虽然不能对“熊孩子”“熊家长”一概而论地评头论足，但两者确实也都存在。如何教养“熊孩子”既是国家规定的法律义务，也是既生则养的道德要求。但因为差异性的存在，教养的结果必然不会全是言行得体的“乖宝宝”，而公共空间却是每个“熊孩子”必然会出没的地方。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女士在《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》中指出：儿童在3-7岁的时候正处于感觉形成的时期，也是身心飞速发展的时期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更加关注周围环境。“就像所有为了生存权而斗争的生物一样，孩子们也会反抗所有冒犯他们的东西”。不被打扰或干扰，是每个人对外部环境的美好追求，但外部环境不同于私人空间，不能把一己偏好或私利当作公共守则或者公共道德底线。尊重儿童成长规律，公共场域内不以己身喜恶利害作为判断标准，与“熊孩子”假以辞色，既是包容也是美德。
（原文刊载于《上海法治报》2023年7月21日B7版“学者评论”）
执行编辑 | 朱非
责任编辑｜徐慧
审核｜赵月樑
关注我们